天文台中日纠纷之际重提东方教室遭日军焚毁之事件

By admin in 天文台 on 2018年12月26日

东方体育场馆自然

中日纠纷之际重提东方体育场馆遭日军焚毁之事件

周鲁

近日,中日两国暴发了垂钓岛土地主权之争,我在关怀此事的还要,对于有关中日关系的有些文化问题有了特其余注意。

上世纪日本侵华的各样罪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其中若以种族虐杀而言,则“南京屠杀”为最惨重之事件;若以文化破坏而言,则焚毁东方体育场馆为最要紧之事件。可是,国人对往日一轩然大波有极大之关注,对后一事件之关注则远远不及前者。

张元济先生像

张元济先生为《东方教室概略》一书所撰之“缘起”云:

“光绪壬寅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信阳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方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帮扶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时归安陆氏百百宋楼藏书谋鬻于人,一日夏君以其钞目示余,且言欲市其书,资编译诸君考证,兼以植集团教室之基,余甚韪之,公司此时财力才数十万元,夏君慨然许以八万。事虽未成,亦可见其愿力之雄伟矣。自是会稽徐氏溶经铸史斋、长州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搜闻斋,藏书先后散出,余均收得。辟涵芬楼以藏之。未几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亦散,余又各得数十百种。虽未可谓集大成,而体育场馆之规模略具矣。

十余年来,搜求未辍,每至首都,必捆载而归。估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留之,即方志一门,已有二千一百余种,虽多遗缺,要为钜观。扶桑欧美名人小说,暨岁出新书,积年数去,数亦非少。同人踵夏君之志,岁轮赢金若干,购地设馆。今且观成,命名东方教室。因检取中外经典,堪供参考者,凡二十余万册,储之馆中,以供众览。今海内专家,方倡多设体育场馆匡助教育之说,沪上流通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黄舍林立,四方学子负笈而至者,无虑千万其有需于体育场馆者甚亟,是难权舆,未始不可为土壤细流之助,后之人追念费劲,益有以光大之,故人有知,庶几稍慰于九泉之下乎!”

王云五先生为《东方体育场馆概况》一书所撰之序言云:

“同人近察国内文化发展之悠悠,远瞩世界时尚之日新,认为有增设公开体育场馆之必需。以商务印书馆故有之涵芬楼,二十余年来经张君菊生肆志搜罗,所储书籍达数十万册,不当自秘,乃决议别建书楼,移此藏之,以原备编辑参考之书籍并供社会公众寓目,取名东方教室,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之意。”

何炳松先生《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一文云:

“当本馆于前清光绪三十年购地于新加坡闸北宝山路建筑新厂落成之日,本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即发轫筹设体育场馆,搜罗国内诸名人散出藏书,以供编译参考之用,此即名著中外之涵芬楼之滥觞。此后二十余年间搜索未辍,即方志一门已得二千余种。日本、非洲政要随笔,暨岁出新书,积年藏弃,数亦非尠。本馆鉴于国内文化前进之悠悠,世界时髦之日新,认为有开设公开教室之必需,乃于民国十三年拨余利十三万余两在总厂对面宝山路西特建五层钢筋水泥大厦一座,移涵芬楼旧藏图书实之,名曰东方教室,同时聘王云五为馆长,总理馆务。此为东方体育场馆由涵芬楼蜕化而出之意况也。

据本馆总计,至民国二十年底止,实藏普通中文书二十六万八千余册。外国文书东西文书合计八万余册,凡古今中外各科学术上必备参考书籍一概大致粗备。图表照片五千余种,……

本馆所藏善本书,可分旧四部各书,方志及中外杂志报章三大类,尤足可贵。……以上四部各版本书合计总数得三七四五种,都三五零八三册。……

本馆善本室除藏有上述涵芬楼旧四部各书外,并藏有全国各省府厅州县志整套,较国内此外教室所藏为备。……以上凡二十二省,得方志二六四一种,二五六八二册;中有元本三种,明本一百三十九种。此中除省志齐全外,全国府厅州县志应有二零八一种,本馆已收一七五二种,实以达百分之百之百分之八十四。收罗赅备,蔚成巨观,国内殆无伦匹。

此外,本馆并藏有西洋古籍多卷,中外杂志报章亦极完备。……以上普通善本各书除图表照片外,总数已达四六三零八三册之多。就吾人所知,吾国各群众教室藏书之富,在即时殆以东方体育场馆牵头。”

按:上引三文之作者,张元济先生时任商务印书馆之董事长,王云五先生时任商务印书馆之总总监兼东方教室之馆长,何炳松先生时任商务印书馆之编译所所长兼东方教室之副馆长。由三位先生之所述,今人可略知东方体育场馆创始人之用心与馆藏图书之大概。今人也相应明白,在西历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厂与东方体育场馆先后被日军焚毁,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一起严重暴行。当时记下这一轩然大波的重中之重文献,一为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所编印的《迪拜商务印书馆被毁记》,一为什么炳松先生所撰的《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此外,在西历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事变当中,迪拜的集体藏书再一回遭到厄运。

东方体育场馆被毁图

何炳松先生《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一文又云:

“民国二十一年12月二十八日晚十一时后,扶桑陆战队忽然侵犯闸北,我十九路军为自卫计起而力抗。日军志不得逞,遂于二十九日晨四时二卓殊开班用飞机多架由黄浦江中航空母舰上起飞,向闸北空际盘旋示威。至十时许接连向本馆总厂掷下炸弹六枚。第一弹中印刷部,第二弹中客栈,当即爆裂发火。救火车因在防区不可以拯救,只得任其延烧。火起明日机复继续掷弹,于是全厂皆火,浓烟弥漫天空。……是日中午三时许全厂尽毁,唯火势至五时许犹未全熄。

不意本馆总厂被毁后之四日,复有东方体育场馆及编译所被焚之事。……

当本馆总厂被毁之日,东方体育场馆及编译所即已有有人传言因火焰冲过马路,亦遭殃及。殆八月八日晨八时许东方体育场馆及编译所又复起火。即刻火势燎原,纸灰飞扬。直至上午,此巍峨璀璨之五层大厦方焚毁一空。东方体育场馆三十年来持续搜罗所得之巨量中外图书,极大部分之旧四部各善本书,积累多年之全部中外杂志报章,全套各省府厅州县志,以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至是尽化为劫灰。”

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记〉序》一文云:

“‘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皆近人编写。‘八•一三’大战发生,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弹指息停。清晨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什么日期更将有何变动突生。”

张人凤先生(张元济先生之孙)《“一•二八”事变中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体育场馆》一文云:

“那一天,香港刮东北风,纸灰飘到张元济先生的家园,他在悲痛欲绝中对太太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修,唯独我数十年努力采撷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前几天毁于敌人炮火,是得不到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没有了。’‘这也可到底自己的罪行。如若自己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封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举国上下各地,岂不可避免这一场浩劫。’一批跟着张先生做古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后生编辑,到张家慰问,张元济见到他俩,我们抱高烧哭。”

按:由上引何炳松、郑振铎与张人凤三位先生之言,今人可知扶桑侵略者对于中国知识事业之巨大破坏与当时国人对此书籍被毁之分外悲痛。

谭嗣同先生《仁学》一书云:

“万国公法,两国开战之时,于学堂、学会、书院、藏书楼、博物院、天文台、医院等,皆视同局外,为炮弹枪子所不至,且应妥为保护。”

梅光迪先生《斥伪教育》一文云:

“今则列国环峙,为大部分分别文化与对等文化时代。故国家竞争,兼含有文化竞争,灭其国家者,必灭其文化。此乃近代式最残酷之天经地义,来自欧西,吾东方人未事先闻者也。倭日近数十年,受欧化洗礼,非但忘其中国知识渊源,不甘为中国文化之附庸,且似负南亚与世风知识使命自诩。其矜浮顽悍,尤甚于欧战前之德皇威廉(威尔iam)与其左右军人也。”

按:由上引谭嗣同与梅光迪二位学子之言,今人可知东瀛制服者在作为上的玩世不恭与用心上的优异危险。据传,当时日军将领盐泽幸一曾有狂言:“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还原,唯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教室这个中国最根本的学识活动焚毁了,它则永远不可以还原。”我即便未找到这段话的本来面目出处,但由侵华日军之所为,必可知梅光迪先生所言之不虚。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载张元济先生之言云:

“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雅,不至因形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籍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听从。吾辈炳烛余光,能有何时?不可能不努力为之也。”

天文台,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记〉序》一文又云:

“……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小心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于戊申夏秋之交,余实亦得隽品不鲜。……综计不下三十种。于奇穷极窘中有此收获,亦殊自喜。然其间坚苦,绝非纨袴子弟、达官富贾辈,斤斤于全书完阙,及版本整洁与否者,所能梦见。及今追维,如嚼橄榄,犹有余味。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者,盖足偿苦辛有余焉。今岁南宁李氏书,沈氏粹芬阁书散出。余限于力,仅得《元人诗集》(潘是仁刊本),《古诗类苑》,《经济类编》,《午梦堂集》,《农政全书》与万历板《皇明英烈传》等二十余种。初,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者,由传新书店售予平贾,得九百金。而平贾载之北去,得利几三数倍。以是南来者益众,日搜括市上。遇好书,必攫以去。诸肆宿藏,为之一空。沪滨好书而强劲者,若潘明训、谢光甫诸氏皆于今岁逐条死去。余好书者也,而无力。有力者皆不知好书。以是精刊善本日以北。辗转流海外。诚今古图书一大厄也。
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过沦散。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运于万一乎?昔黄黎洲保障藏书于战火之中,道虽穷而书则富。叶林宗遇乱,藏书尽失。后居虞山,益购书,倍多于前。今时非彼时,而将来立国之业必倍需文献之供应。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而夏秋之际,状况日艰。同于屈原孤吟,众醉独醒。且类曾参杀人,六人成虎。忧谗畏讥,不可终日。心烦意乱,孤愤莫诉。计惟洁身而退,咬菜根,读《离骚》耳。……至冬初,所得凡八九百种。而余金亦尽。不遑顾及今后之生计何若也。……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得以数字计,然实为全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按:上引张元济、郑振铎二位先生之自述,极具代表性之意义,今人因而可知,侵华日军即使燃烧掠夺了汪洋的中原经典,但并不能够摧毁中国人保留民族文化的坚强意志。张元济、王云五与何炳松等多位出版界同仁,与郑振铎这样的一批专家兼藏书家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在全力保障着中华的学识事业,保存着中国的图书典籍。在张元济先生看来,保存古书的意在“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雅,不至因事势而失坠”。在郑振铎先生看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是“百世莫涤”的“奇耻大辱”;精刊善本的熄灭,实为“今古图书一大厄也”,故“每一念及,寸心如焚”。同时在郑振铎先生看来,前线将士是在保卫领土,而他自己是在保留文化,同样是在为国家民族听从。

在张元济、王云五、何炳松与郑振铎诸位先生大力保存民族文化的同时,嗜利的贾人们在向远方贩卖着华夏的珍稀旧籍,激进的读书人们在辱骂着民族的价值观文化,因而形成了强烈的相持统一。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从原始的愚昧状态起头文明演进的经过,其中必有诸多无法令世人称意者,然若因此而破坏流失一切物质形态之西晋经典,或推翻打倒所有观念形态之传统学术,则一个中华民族一定要重回最野蛮的状态重新最先变异,同时很可能在精神和身体上境遇其他民族的奴役。即使知道了这一浅显的道理,后日的人们就更能认识到扶桑打败者的苦读险恶与激进派文人的思想幼稚,当然,也更能体会到张元济、王云五、何炳松与郑振铎四位先生在当年的所思所为。

《孟子•离娄章句上》云: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按:孟子之言,虽发于二千余年此前,依旧值得今人深思。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华怀有长日子和宽广的知识侵略,其中囊括了文化掠夺、文化殖民与知识破坏,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侵华日军焚毁上萍乡方教室,仅仅是内部的一道事件。但是,很多国人对于中华民族固有之文化,则是“自侮”、“自毁”与“自伐”。自激进派文人打倒“旧文化”,鼓吹“新文化”以来,国人自毁之南齐典籍,恐不少于异族侵略者之点火掠夺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所谓“文人研究生”们,对传统形态中国学术之破坏,恐远远领先了异族侵略者之所为,此正如柳诒徵先生《与青年论读史》一文所云:“昔日私塾学僮,矢口能道者,今之大学硕师,曾未熟读,妄言噫说,以今人之浅见,测往圣之度量,虽曰无伤日月,然实贻误后生。”就旧籍之珍贵而言,前天各大公共机构在这地点的资费,比之各级领导腐化之巨款,恐不及九牛之一毛。何民族文化之厄运,一至于此哉?若张、王、何、郑四先生知之,必痛哭于地下矣!

自身在《中日争端之际读沟口雄三所著中国思想史随笔有感》和《中日纠纷之际读钱穆抗战记念有感》两文当中,曾经多次地强调了思想文化上“知己知彼”的关键,认为这是我们在现代国际形式下立国的一个基础。要形成思想文化上的“知己”,作为物质形态的史前经典之保存,与作为传统形态的价值观学术之传承,都是必需的。我在中日纠纷之际重提西历一九三二年上阳泉方体育场馆遭侵华日军焚毁之事件,其意图就在于强调这一看法。

西历二〇一四年九月作于阿德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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